吴敬琏：“三驾马车”分析框架有重大缺点

  研究应对增长减速的方针政策，能够应用不同的分析框架。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不足造成的。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十分明显，“三驾马车”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如同各位明白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的强度决定供给的规模，因此，产出总量等于由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构成的社会总需求。不过即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也只是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讨论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的新趋势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由这种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以进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国际经济格局。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进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发达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发达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变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就变小。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随着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额也会降低。另外，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只要加快城市化消费需求就会很快增加。这里其实是把消费需求和消费愿望混为一谈了。在经济分析中所说的需求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有钱做后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

  这样，每一次出现了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许多人已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研究长期增长趋势更可靠的方法，是对驱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做估量。

  过去30多年的快速地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也可以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迅速缩小。这样一来，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首先，新增劳动力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也慢慢变得小了。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然浮现。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升个人的技术水平已变得不大可行了。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一致的结论，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经济学的基础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来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经济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企业和各级政府举债过多造成的。在目前我国政府机构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在某些环节上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用加强“刺激”的办法维持高增长率。继续提高杠杆率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加大。 更何况再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很明显。也就是说，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

  以上的分析说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